这是我和
Momo
的全部家当,每一分都带着我指尖的温度和汗水的咸味。
我没有丝毫犹豫,将四万块转给了王律师。
他推辞,说不急,我说:王律师,救命钱,必须先到位。剩下的八千多块,是我接下来全部的生活费和……活动经费。
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律师在明处斗争,我要在暗处寻找撕破那张谎言之网的线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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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离看守所不远的地方,租了一间最便宜的日租房,没有窗户,只有一张硬板床和一股霉味。
但这不重要,重要的是,这里离
Momo
近一些,也方便我和王律师沟通。
我们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的长谈。
王律师摊开案卷材料,脸色凝重地分析:林女士,情况比电话里说的更糟。DNA、金链子、你儿子衣物上的血迹、小美的指证、你儿子的部分『承认』(推搡)、再加上那些照片……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利的证据链。我们现在唯一的优势,是你儿子确诊的精神障碍。
我的初步策略,他点了点桌子,一是力证你儿子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,争取量刑上的最大宽恕。二是攻击小美证词的可信度,寻找她作伪证的证据和动机,制造合理怀疑。三是强调案发现场的混乱性和突发性,将『故意杀人』往『过失致人死亡』或『故意伤害致死』方向引导,虽然难度极大。
他的话很专业,也很残酷。
我听明白了,想完全洗脱罪名,几乎不可能。
王律师,我看着他,就算不能完全无罪,我也要让所有人知道,我儿子是被冤枉的!那个女人才是罪魁祸首!
他点点头:我明白。我会尽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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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律师很快安排了第一次律师会见。
我去接他出来时,他脸色比进去时更差了。
Momo
的状态非常糟糕。他摇摇头,创伤后应激反应很严重,思维混乱,大部分时间在哭泣和自言自语,问不出任何有效信息。他似乎记得自己推了人,别的就一片模糊了。
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。我的孩子,正在那个冰冷的地方独自承受着恐惧和折磨。
精神鉴定必须尽快做。王律师说,我会催促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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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的日子,王律师忙着阅卷、申请鉴定、调查取证。
他很快确认了大刚那份高额意外险的存在,以及小美和那个姓张的男人频繁的联系记录。
而我,则开始了我的地下工作。
我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,而是变得更有目标性。